到2025年 河南新建公共建筑光伏覆盖率将达50%

这里的不卖者，其实就是他们自己对所持外汇的出价，高于央行罢了。

三是缺乏针对资源性和垄断性收益的合理税制，2009年仅煤炭、石油天然气、金属和非金属采选业超额利润5000亿元。权利的缺失使得资本与权力的合谋变成可能 一方面，权力在市场的扩张，导致了收入的跑漏，另一方面，初次分配的不合理使强资本、弱劳动趋势不断强化。

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常修泽告诉南都记者，从收入法核算的G D P来看，2000年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占比为51.4%，基本还属于控股，而在2007年，这一数字已下降至39.7%。正是因为劳动者的谈判权利被搁置被压制，企业才可以尽量压低工资开支，有足够的空间去求租。据王小鲁的调查，有些项目的情况，施工单位实际拿到的工程投资还不到工程拨款的三分之一。反观中国的权利体系，人们会发现阿马蒂亚·森真的不愧是发展经济学之父。普通民众的权利体系，与其收入之间，与贫富差距无限扩大之间，存在着简单的映射，或复杂的函数关系。

事实上，只有果农联合的力量才能对付单纯追利的资本(其实，这些资本还都是些小资本)，否则你就会一败涂地。二是房地产业暴利，对房地产投机缺乏有效制约，预期2009年该产业利润达上万亿元。现在刺激经济的措施，有些学者和官员非常自豪地说，这次经济刺激措施30%是跟民生有关系的，我说那你说的意思是70%是跟民生没有关系的。

为什么有些人不愿意卖房子？并不是说那些想自焚的人，特别喜欢家里的砖头，特别喜欢家里面的地板，而是不喜欢政府给他的价格。美国的公立学校是不花钱的，我两个女儿在公立学校一分钱都不花，我的比例是零，但是把孩子送到私立学校，可能要花33%的消费用做教育。这次的调查是由南方都市报、中山大学和我们三方参加的，所以我今天引用的数据有从这次调查获得的数据，另外也有中国公布的城市统计年鉴里面的数据，还有特别要指出，中山大学社会学系在2006年和2008年做过两次非常好的调查。为什么中、美会有冲突？美国的家庭收入占G D P比例在上升，中国家庭收入占G D P比例是在下降，这就是所谓全球经济失衡。

我过去关注过这个问题，乡镇企业之所以在90年代后期变得不是很有竞争能力，本身在后面有很多政策的背景，在这里就不谈了。一般从经济逻辑层面来讲，这是没有疑问的———城市化会提高收入，带来中产阶级的形成，也会带来有产阶级的形成。

在中国是行政性的城市化，使这个自然补偿机制失灵了，又丢了工作，又没有从土地升值得到任何好处，从这点来讲，这种城市化可能会抵消一部分正面的影响。我的发言就到这里，希望大家批评指正。在我看来，乡镇企业就是本地创业很好的选择，乡镇企业金融支持减少，只能去打工，这就是我对大规模农民工去打工现象的解释而在这1500人里头只有30%的人有对换户口的期望，虽然他们很早以前就离开了农村，很早以前就住在这个城市。

他们的储蓄率是40%，我们又去看统计局对城镇居民做的调查，比如在广东城市居民储蓄率只有20%-25%左右。在城市办学校应该比较便宜，因为人口密度高，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，如果城市化步伐加快，公共产品提供也应该速度更快才对，但是恰恰因为户籍制度，公共产品的提供却远远落后于城市化的速度。这一批农民工的谨慎性、预防性的储蓄心理是非常强的。中国城市化是一次性增加了农民的收入，而且增加的幅度非常大。

如果你要看美国国民核算统计数据，是个人储蓄等于个人收入减去个人支出，个人支出=个人消费支出+个人利息支付+个人转移支出。此外，我一直认为农村经济是重视市场化的经济。

另外因为我们还没有完善市场机制，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，即使我丢了工作，但是因为工业化、城市化，我的土地会升值，我丢失工作的收益如果小于我从土地升值获得的收益，对我来讲也相当于没有失业。我刚从东莞一个农民工小学回来，这个小学完全是农民工自己办的，私立的学校，基本上一个农民工在小孩教育的支出相当于整个支出的30%多。

按照统计局的统计，2008年中国有7亿常住农民，还有2.3亿的农民工。很多其他第三世界国家，消费比例都比中国要高15%-20%左右。再解释中国消费下降的问题，一种理论认为，是谨慎性的储蓄和社会保险不足造成的。比如我现在跟一个印度的学者在做中印城市化研究，我们就是把印度城市化的定义套在中国的数据上，我们这么做，就会发现中国400多个城市如果用印度的定义可能会降低到200多个城市。这跟我们做的研究结果非常吻合。另外一份IMF报告认为,即使你考虑到储蓄率上升的话，也只能解释消费下降8%其中的1%。

在这方面我找不到特别好的数字，所以我自己去查中国统计局的关于农民和城镇居民的收支调查，用它的收支调查数据跟官方的比例做比较。但是一旦变成工人以后，工资的增加是非常难的。

增加农民工收入，第一位重要的政策举措就是取消户籍制。这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(IMF)的两份报告，第一个报告认为储蓄过高，他们展现的数据表明中国城镇储蓄从15%上升到2005年的23%。

收入已经有所提高了，通过一次性从农村到城市的转移有所提高了，但是消费基本上还是停留在过去的年龄段。虽然样本里头60%多的农民工在2003年已经离开了农村，已经到了城市里，也就是说只有5%的农民工在这之前经历过涨工资。

我觉得中国消费和家庭收入相关系数非常高。另外结合取消户籍制，还要大大增加对公共产品的投入。在美国、韩国、台湾省都有补偿的机制。我们的研究非常清楚表明，我们这种严重制度的歧视抑制了农民工的消费，也就是户籍制度。

我们最近在国内做了几次非常详细的调查，包括对农民工的调查。我为什么要重视农村经济和农民？首先，农民的人口基数非常大，他们的收入和消费对整个宏观影响也非常大。

在我看来，那些经济学家认为中国消费过低是因为储蓄率过高，很可能这里边有计算错误，很可能他们把中国的储蓄率高估了，如果重新做计算的话，可能得不出这个结论。在我看来，中国城市化某种意义上是一种行政行为。

另外有一点我自己也很不明白，就是当政府包括2008、2009年农民收入增长8%-9%的时候，再仔细看调查高收入、低收入、中等收入加权系数，我发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：到了2007年，中国统计局对农村最富有的家庭加权系数是30%。而且巴西当时被外资看好，被认为是经济奇迹。

但问题是没有连续性增加的预期，这是中山大学2006年的调查，我们设计的问题是，你第一次涨工资是在哪一年，95%的回答是在2005年。但我们从中国城市化的统计数据来看(再次说明我们只能看到2004年的数据)，至少到2004年看不出来中国城市化带来人口密度的增加，基本上是新的城市建立。提到农民工就会牵扯到城市化。虽然今年消费官方数据很好，社会零售增加了15%，远远超过GDP的增长。

1980年代农村消费的例子就是很好的说明，1980年代增速非常快，而且跟当时收入增加速度完全吻合。我们这些人到美国去，不是刚刚到了美国，消费习惯就是美国人的习惯了，我们还是有中国人的习惯，有消费的惯性。

在农村这种现象尤其明显。30%多被调查的家庭是中国农村最富有的家庭，而到2004年、2005年时只有8%左右。

当然我没做过研究，仅仅是假设。所以我想中国家庭消费下降并不是因为中国家庭储蓄率升高，而是因为中国收入的增长相对于GDP来讲严重滞后。